中国科协发起了“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厦门大学以陈景润为原型，创作了话剧《哥德巴赫猜想》并演出，一时间重又勾起人们对陈景润的怀念和对陈景润现象的思考。

陈景润当年无疑创造了一个奇迹，成为学生们的偶像，以至于1978年之后的那几年高考，数学系成为报考第一热门。从哥德巴赫猜想所代表的人类智慧的高度讲，陈景润无疑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这样的科学家越多越好。但是，无论对大师级科学家多么急切，投入多么多，想复制出众多的“陈景润”，是不可能的。

人类前后的历史可能有某种意义上的相似性，但特定的时代不可能重复，历史人物也决不可能重现，更不可能批量生产。陈景润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物，他的研究成果是个人努力加各种机缘的产物。现在不可能再出现陈景润那样的时代和具有陈景润一样经历的科学家。

有人说，陈景润最杰出的科学成果是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产生的，是不是可以不给科学家、学者这么好的待遇，不要供养得那么好，就会逼出杰出人才呢？先不管这符不符合制度和法律。古今中外，无论逆境顺境，都产生过杰出的文明成果和杰出的人才。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记载。抗日战争时期，那么艰难，大学校舍是茅草屋，竟然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各学科学者。逆境确实可以激发人的潜能，干出一番事业来，但顺境一样可以出人才出成果，甚至出更多。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康熙字典》，都是在太平之世由皇帝亲自主持编纂的好书。美国科学家的研究条件很好，生活待遇很高，科学成果也是非常多，摘得诺贝尔奖的也是美国人最多。改革开放前的一二十年如果没有那么多暴风骤雨，杰出人才可能会多很多。

所以，绝不要为了出陈景润那样的人才，试图回到陈景润经历的那个时代。这就像我们提到最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培养出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却绝不可以回到那个时代的道理一样。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外伤内痛，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局面。宁愿众生平庸，也不要民族灾难。透过陈景润的人生，可以窥见现代中国的一段历史。他的经历证明，和平安定、建设发展，对一个国家是多么的重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众生，对一个民族是多么的珍贵！陈景润在他的研究成果被认可、社会环境改善之前的人生遭遇，令人深感痛惜，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再发生了。正是因为陈景润遭受到的伤害，长期的精神压抑和营养不良，过早过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以至于当科学的春天来了后，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却再没有做出象哥德巴赫猜想研究那样伟大的成果。

如果要说复制，复制的、发扬的，应该是陈景润在科学上不懈探索的精神，在人生上与人为善、淡泊名利的态度。

我们现在对科学不可谓不尊重，对人才不可谓不爱惜，研究条件和生活条件不可谓不好，投入的钱不能说不多（2012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1.98%，超过欧盟）。可一个尬尴的事实却是，并没有出现与之匹配的真正世界级的成果。我们所知道的当代科学与文化大师，大多出自在我们国家最危难、条件最艰苦的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两代人。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得有一定周期，可是从那以后至今，好几十年了，几代人了，杰出人才与研究人员基数、人口基数的比例远比不上那个时期。像昔日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那样的成就，像陈景润那样杰出的科学家并没有期待中的那么多，那么杰出。人们至今还难给“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一个完满的答案。

这其中原因有很多。缺乏科学精神，恐怕是首要原因。在科学精神里边，志气和毅力相对容易做到，而第一重要的，批判的精神、独立自由的精神却难以大行其道。尊重大师是要的，但不必迷信权威。还没开动脑筋就先服从了，何来创新？其次，在文化环境上，人们对创新思维的鼓励、包容不够。很多创新在最初的时候并不那么完美，人们往往嘲笑是异想天开、幼稚可笑。这就造成修修补补的耐力有，标新立异的勇气无。另外，做科研搞创造，更多不是出自兴趣而是受功利驱使并被驱使得很厉害，急功近利，浮躁得很。就拿文科来说，现今很少有人愿意一辈子精耕细作出一两本但却可以流传下来的精品著作，而宁愿短期内拼凑它个十本八本比较一般的书来，拿到教授头衔；再有，我们的评价方向和机制是不是还有不够公允、不够科学的地方，在导向上给本来就浮躁的学风柴上点火、火上添油？还有，随着信息的碎片化，人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有碎片化的危险，对机器的依赖也在加深，人脑的机能、思维在某些方面有退化的危机。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来了，短期内怎么能出得了精品和杰出人才呢？

（作者月明，原载于2014年5月9日出版的第1076期《厦门大学报》第四版《大学文化》栏目）